他们都是文学界、教育界声名远播的名家,虽然各具独自的风采,却又偏爱脚穿一双布鞋。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与这些名家的交往以及从中受到的教诲。
1979年的盛夏,北京,前门附近西河沿一家由小四合院改成的旅馆。我们这些来京出差的江西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的同事们,吃过晚饭正聚在一个房间里聊天,没过多久,一个中等身材、略微显胖的老人出现在门前,他身着圆领汗衫,脚穿一双厚底布鞋,手摇一把大蒲扇,操着一口山东话说是要找谢先模先生。我们的同事谢先模立即迎上前去连声说道:“吴老,您还亲自前来看我,真不敢当!”我们一下明白这位长相朴实、忠厚的长者原来就是著名的散文作家、教育家吴伯萧。因为此前我们知道古文造诣极深的谢先模曾经作为江西省唯一的语文教师参加了全国统编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就在吴伯萧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年。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吴伯萧这位老革命、名作家今天竞坐上公交车来看望自己的朋友。吴伯萧就这样和我们在闷热的夏夜围坐一室,谈天说地。他按当时的行政级别该算是省部级领导了,甭说有什么架子,他可真是比北京胡同里的老头儿还要普通呀。我顿时有所醒悟,眼前的吴伯萧告诉人们,只有如此与民众声息相通、心心相印的人才会写出《南泥湾》《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早》这样一篇篇传世佳作,成为那时中小学生诵读的经典。 我就这样结识了吴伯萧,后来还去他在沙滩后街55号的住处拜访过。到了1980年的秋天,李国强和我合著的《历代名人与庐山》付梓之前。我提出应该由吴伯萧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李国强立即表示应允,我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给吴老去信提出请求。我们的信寄出一周后,1980年10月26日就收到了吴老的回信,信中还寄来了横竖各两幅题签供我们选用。使我们两个年轻后辈更为欣喜的是,吴老在信中不仅写道:“《历代名人与庐山》一书,读者一定会欢迎的”.而且以一个出版行家的眼光给我们提出建议:“历代名人中,近代(康有为已经列入)、现代的名人,写过关于庐山的诗的要不要也收入?”正如吴老预言。《历代名人与庐山》一书出版后各种报刊纷纷刊发书讯、书评,著名作家、红楼梦学家张毕来还在上海《文汇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书的创意和写作予以赞赏。 《历代名人与庐山》一书到2005年先后出版6次,并按照吴老的意愿增写了十多位与庐山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人物。可惜的是,吴老已于1982年仙逝,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只能算是对远在天国的慈爱长者的一份告慰了。 1981年,依旧是火辣辣的夏天,而浓荫蔽天的千古名山——庐山却依旧是一个清凉世界。其时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年会正在那里举行。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文学界的一次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云集匡庐,可谓名流荟萃。各种报刊的记者也蜂涌而至,希望能够采访到自己喜爱的作家。而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的著名作家姚雪垠自然是各路记者追逐的首要目标。但是。会务组人员早就通知这些神通广大的“老记”,为了保证姚雪垠抓紧时间进行长篇小说《李自成》后续第四卷、第五卷的创作,除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安排一次统一采访外,一般不接受其他报刊记者的采访.如有特殊要求,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由姚雪垠的助手和他本人决定是否接受采访。 面对这些限制采访的条件,我作为一个参会人员和《江西教育》杂志的普通记者,能不能试一试,争取到采访的机会呢?同行的江西朋友都说不太可能。我则暗忖,事情往往要出新招才有机会变“不可能”为“可能”。姚雪垠早年有过从教的经历,也当过大学教授;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多次选用过《李自成》的片断,在学校和师生中影响深广;再说姚雪垠本人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正规学历,却凭着他的毅力和聪慧自学成才,他从小博览群书,喜好背诵众多的经典名篇,自有治学的独特门径。我所掌握的这些背景材料极有可能触动他内心深处的教育情结,如果还能提出几个人们普遍关注的教育问题,兴许能促成一个教育记者与一位文学巨匠的对话。我立即把这些想法简要地写在一张稿纸上.交给了姚雪垠的助手。次日上午,会议的会务组就通知我,姚雪垠十分高兴“破例”接受我的采访。 我见到的姚雪垠端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满头银丝,方脸大耳,气宇轩昂,颇有几分大将威严,但旋即低头一看,他也脚穿一双北京布鞋,使人感到平和、亲切。姚雪垠用带着河南腔调的普通话对我说:“哈哈,你这个年轻人真有本事,让我在文学的会上谈起了教育问题。尊师重教,人人有责嘛!”我们之间的谈话在轻松的氛围里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些内容就记录在后来发表于《江西教育》的《姚雪垠庐山谈教育》一文中。 在采访的过程中,姚雪垠得知我是《历代名人与庐山》一书的作者之一,就邀我陪他在山上转转。当天下午,我就和他及他的助手在山上的几处名胜边走边看,谈古论今.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1982年,春夏之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办公室。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了这间陈设简朴的房间:环顾四周,一件物品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房间一角的衣帽架下摆放着一双布鞋。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这位早年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的著名教育家,可是喝过多年“洋水”的人物啊,居然对布鞋也情有独钟?不一会儿,精神矍铄的刘佛年快步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招呼我们一边换下皮鞋穿上布鞋:“真对不起,在你们面前换下鞋子!这是改不了的习惯啦。”他的话语里依然带着丝丝湖南乡音。 这次采访刘佛年是为了给《江西教育》杂志开辟一年多的“端正办学思想”专栏作一个小结。刘佛年一落座便直奔主题,以学者特有的严密思维,分析了单纯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弊端和原因,阐述了人才多元化的观点。当说到校长和教师如何面对学生深陷题海、负担过重时,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激动得站立起来.提高了嗓门:“不能把社会上的不正确舆论以至压力,当做我们工作的准绳:办学不能只是为了升学。”“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要顶住,这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觉悟和良心吧。” 这次对刘佛年关于办学思想的采访,以“让每个学生都有进步”为题在当年的《江西教育》上一经刊发,立即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关注,有些报刊还予以转载。事过30多年,新中国教育学奠基人——刘佛年的真知灼见不是仍可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吗? 三位脚穿布鞋的名家始终与地气紧密相连,所以他们才能在自己丰实的一生中立德、立功、立言,在历史的长空中留下沉稳的足音,这值得后人去思索,去回味。 (摘自《未米教育家》2013年第4期插图:姚腊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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